文明起源的保障—远古时期的武术

武术,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优秀遗产。它源远流长,内容丰富多彩,运动形式多种多样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它始终与技击紧密结合着。它是由徒手的抓、拿、跃、摔、打、踢及器械的劈、砍、刺、击、扎等攻防格斗动作组成的民族形式的体育项目。武术的名称,是后人根据它的内容、形式和特点概括而成的。

原始人类向自然界作斗争时,武术就开始萌芽了。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,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。武术的产生,从来就是由生产活动决定的。

当时的工具简陋,生产力低下、庞大而凶猛的野兽对猿人的生存是一个主要威胁。“鸯鸟攫老弱,猛兽食颛民。”(《韩非子。五豔》)这就决定了只有依靠群体力量,几十个人结成一个原始人群,才能抵御自然界的灾害和猛兽的袭击,离开群体力量就难以克服生存道路上出现的各种困难。他们为了生存,不得不到处流动,从事采集狩猎。“日与禽兽居,族与万物并。”(《庄子。马蹄篇》)在同成群的猛兽及大自然的斗争中,靠着辛勤的劳动、顾强的斗志和集体的力量与智慧,才免于猛兽之害,才能获取固定食物,得以生存和繁衍下来。

狩猎,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进行自卫所必需的活动。一个猎手,同时也是战士;战斗时的武器,也就是狩猎的武器。严酷的生活条件,迫使人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体力和智力,并在集体劳动过程中发展徒手或手持简单武器的攻防格斗技能,如拳打、脚踢、躲闪、跳跃、摔跌等,这就是拳术的萌芽。后来借用石器、木棒、骨器等作为工具和武器,在搏斗中出现了劈、砍、刺、扎、掷等动作,这又是武术长、短器械使用方法的萌芽。由此可见,武术起源于生产活动。

我国人类遗址的大量考古资料证明,人类最先学会使用粗糙的石器和木棒。“木兵始于伏羲,至神农之世,削石为兵。”(《太白阴经》)最初的棍棒可能是天然的,或经过简单加工制作。棍棒有多方面的用途,既可袭击野兽,保卫自己,又能采集、捕鱼,后来又演变成各种武器。木棒虽然没有像石器那样能保存下来,但由于发现很多砍砸器、尖状器和适于刮削木棒的刮削器,也可得到间接证明。木棒的广泛使用,从“北京人”使用的木器和石制的刮削器、砍砸器、尖状器的原始性来看,属于旧石器初期。从这些石器的形状和用途推测,可能就是后来刀、斧、矛、戈等武术器械的“始祖”。经过漫长的岁月,约六十万年前,“北京人”学会了用火,直到距今四万年前开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,才懂得用投枪、陷井狩猎,捕鱼用鱼又,更晚些时候又出现了弓箭。据《易经.系辞下》载:“弦木为弧,木为矢。”其意是说最初人们是选那些弹性较好的木棍制成弓,用质地较硬的木枝削成箭。

“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,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?是打猎和捕鱼的工具,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。”(恩格斯:《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》)

最初,工具和武器没有什么区别,除石头、木棍外,还有石刀、石矛等。随着人类生活的改变,武器逐渐从工具中分离出来,并且迅速得到发展,以致武器在类型和样式上都比工具多得多。

在初民传说时,有了“五兵”。据《世本》记载:“尤作五兵,戈、殳(长丈二无刃)、戟、酋矛(长二丈)、夷矛(长二丈四)也。”“挥作弓,夷牟作矢。”说明武器随作战需要不断发展着。

分布在汾河沿岸的丁村人,还制造了石球。以藤索套上石球而作成“飞石索”,狩猎时将它抛出去,可缠住大兽的四肢。这种“飞石索”就是“流星锤”的雏形。

武术器械中的软兵器“绳标”,同出土的新石器早、中期的石鱼镖、骨鱼叉是相似的,使用时都是在叉(或镖)的尾端系一根绳索或绑一根木棒,用手抓住绳索或木棒,尾端将镖、叉掷出去,然后牵动绳索将其收回。可见“绳标”是从原始的石鱼镖、骨鱼叉演变发展而来的。

到了氏族公社时代,氏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。《兵迹》载:“民物相攫而有武矣。”“不富以其邻,利用侵伐,无不利。”(《易经產兼六五》)当一个部落的财富刺激了另一个部落的贪欲时,使用武力就成为掠夺财富的一种最主要的手段。因此,原始社会各氏族之间发生了不少部落战争。如黄帝与蚩尤斗,“蚩尤乃逐帝,战于鹿野之阿,九隅天无遗。”(《逸周书.尝麦》)“蚩尤作兵,伐黄帝。”(《山海经內大荒北经》)黄帝与炎帝斗,“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,三战,然后得其志。”(《史记。五帝本纪》)

在这些战争中,远则用弓箭、投掷器,近则以棍棒、长矛、刀斧击打、劈砍、刺、扎,战斗非常激烈。有时,一两个人要对付好几个人,有攻有防。一旦武器脱手,就要徒手搏斗,使用拳打、脚踢、躲闪、扭摔、跳跃等动作,有时还要空手对器械。激烈的生存搏斗,要求人们掌握一定的攻防格斗技能。经过实践检验并能自觉运用的攻防格斗技能,就是武术的萌芽。它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。

武术的起源发展

武术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。氏族公社时代,经常发生部落战争,因此在战场上搏斗的经验也不断得到总结,比较成功的一击、一刺、一拳、一腿,被模仿、传授、习练着,促进了武术的萌芽。

武术成形于奴隶社会时期。夏朝建立,经过连绵不断的战火,武术为了适应实战需要进一步向实用化、规范化发展,夏朝时期的武术活动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发展:一、军队的武术活动,二、以武术为主的学校教育。

商周时期,商代出现了武术训练的重要手段—田猎,商周利用“武舞”来训练士兵,鼓舞士气,周代设的“序”,“序”等学校中也把射卸,习舞干列为教育内容之一。相传在周时期出现了一部中国武术史上重要的著作《周易》,亦称《易经》, “一阴一阳为之道” 这本书有涵很丰富的哲学思想,对我国养生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,其“易有太级,是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。”产生了太级学说,从此奠基中国武术体系,进入春秋战国以后,诸候争霸,都很重视技术在战场中的运用。齐恒公举行春秋两季的“角试”来选拔天下英雄。在这时期,剑的制造及剑道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

武术发展于封建社会时期。秦汉以来,盛行角力、击剑。随着“宴乐兴舞”的习俗,手持器械的舞练时常在乐饮酒酣时出现,如《史记·项羽事纪》记载的“鸿门宴”中“项庄舞剑,意在沛公”,便是这一形式的反映。此外,还有“刀舞”,“力舞”等,虽具娱乐性,但从技术上更近于今天套路形式的运动。

唐朝以来开始实行武举制,对武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,如对有一技之长的士兵授予荣誉称号。裴民将军的剑术独冠一时,裴民的剑术、李白诗歌、张旭草书并称唐代三绝的美誉,可见武术作为一种文代形式已相当具有影响。

宋元时期,以民间结社的武艺组织为主体的民间练武活动蓬勃兴起,有习枪弄棒的“英略社”,习射练习的“弓箭社”等。由于商业经济活跃,出现了浪迹江湖,习武买艺为生的“路歧人”。不仅有单练、而且有对练。

明清时期是武术大发展时期,流派林立,拳种纷显。拳术有长拳、猴拳、少林拳、内家拳等几十家之多;同时形成了太极拳,形意拳,八卦拳等主要的拳种体系。

到了近代,武术适应时代的变化,逐步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有机组成部分。民国时期,民间出现了许多拳社、武士会等武术组织。1927年,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。1936年中国武术队赴柏林奥运会参加表演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武术得到了蓬勃发展。1956年中国武术协会建立了武术协会、武术队等,形成了空前广泛的群众性武术活动网,为武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。1985年,在西安举行了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,并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委会,这是武术发展中历史性的突破。1987年在横滨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武术锦标赛,标志武术走进亚运会。1990年武术首次被列入第十一届“亚运会”竞赛项目。1999年,国际武联被吸收为国际奥委会的正式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成员,这是武术发展中的又一历史性突破,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,武术即将成为奥运项目,意味着“把武术推向世界”的雄伟目标的进一步实现!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学者称少林功夫源于邺下寺院 与达摩无关

新华网石家庄12月11日电 研究古代邺城历史文化的学者考证后认为,闻名于世的少林功夫源于邺下寺院,与达摩祖师没有关系。

中国古代邺城附近的邺下(今河南安阳一带)寺院,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的、最早出现僧人习武的寺院。邺下寺院的武僧稠禅师出任少林寺第二任主持后,首开少林寺习武之风,并培育出声名显赫的少林武派。

在风靡世界华人圈的武侠小说中,“天下武功源出少林,少林功夫源自达摩”的说法,流传甚广。

中国·临漳邺都文化高峰论坛暨2011年中国古都学会年会日前在河北临漳县举行,中国古都学会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的百余名专家、学者,就邺城的地位、建筑、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。一些学者认为,少林武术源于邺下寺院稠禅师。

临漳县研究邺城历史文化的学者刘玉山、刘文英告诉记者,少林功夫有源于达摩和源于稠禅师说两种主要说法。但安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教授马爱民考证后认为,少林寺首任主持印度高僧跋陀和印度僧人达摩只是佛学高僧,不是武术高僧。达摩到北魏、初游嵩洛(少林寺附近)时为公元486年,离开时间在495年以前,而少林寺却是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(公元495年)才建于河南登封嵩山西麓少室山阴的密林中,并因此而得名。此时,达摩已“灭迹嵩洛”“不测所终”。

马爱民认为,跋陀任少林寺第一任主持期间,只是教弟子静守禅修,并无任何演习武术的史载。少林二祖稠禅师是少林寺有文献可考的最早武僧,但他少年习武与少林寺无关。他是带着一身武艺,在33岁之际来到少林寺,并开启了少林和尚习武之风。

史料记载,曹魏时期文臣赋诗撰文盛极一时,武将比武较技成风。两晋南北朝时,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中原反复较量,5个少数民族相继建都于“邺”,佛教在此传播也达到史无前例的巅峰状态。北齐时邺城“有寺4千所,僧尼近8万。全境寺院4万所,僧尼200万。”此时邺下(即今河北临漳、河南安阳一带)大寺林立,高僧云集,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、最早僧人习武活动的记载。

马爱民说,稠禅师祖籍河北昌黎,其出生地、成长地、活动地均在安阳一带。他在邺下定晋禅院作了沙弥之后练就了一身精湛武艺。史书记载,他去少林寺时,已能“横踏壁行”(飞檐走壁)、“跃首至梁”(轻功),并能“引重千钧”“以杖驱虎”,成为“拳捷骁武,备通经史”的高僧。后来,稠禅师带着一身武艺进入少林寺,拜主持跋陀为师,虚心学习佛法,成为武功精绝、禅学出众的一位高僧。

马爱民研究认为,稠禅师是少林寺建寺后第一位精通武功的高僧,也是北魏时期嵩山少林寺唯一可考的著名武僧。他禅武双修,作为少林寺二祖和少林寺武祖,对开创少林寺僧人尚武之风作用重大。这种“禅、武合一”的独特修行方式,对少林武术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马爱民认为,中华武术源远流长,少林寺武术的开创和形成不是孤立的,而是中国武术的继承和发展,是与武僧们进入少林寺前就学有武艺,怀有绝技分不开的。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的中国佛教,产生了少林寺僧众好武习拳的尚武风气和传统。

马爱民先后在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》等期刊上发表了《论我国武术史上的稠禅师与嵩山少林寺》、《邺下高僧对少林寺和少林武术的贡献与影响》等系列学术论文,对少林功夫源自邺下寺院的观念做了详细阐释。